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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故事会》,简直就是一个纸上“暗网”,你还记得吗?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间流逝得让人抓不住,当我们终于正视我们的未来时,就突然发现,过去已经延绵了很久。童年时期的记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开始变得浅淡,但是又总是在不经意的某个回首之间想起那些以为早已捡不回来的记忆。

年幼时的陀螺,田间的蛐蛐儿,山坡上回荡的家人的声音,如今想来,遥不可及。20年前,在农村的孩子奔赴在山间,光着脚丫漫山遍野奔跑时,城市中的孩子悄悄迷上了一本叫做《故事会》的期刊。

如今20年过去,那本《故事会》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仔细想来,那时的《故事会》简直就是一个纸上“暗网”。

纸上“暗网”

1963年7月,一本面向群众的,有着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的文学刊物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这本刊物就是《故事会》《故事会》一开始发表的都是我国当代 社会 生活,创办初期,这本杂志并没有很多读者。

那时的青少年都崇拜伟人,人们将伟人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任何场合都可以张口就来,连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也熟读伟人的语录。有文化的青年更是向伟人靠齐,连读书也紧跟着伟人的步伐。然而,十年动荡时期,《故事会》不得不停办,直到1974年才再次开办。

这本开创于1963年的刊物,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席卷了八零后和九零后的童年时期。犹记得当时的校园生活,我们总会互相分享新鲜事物,《故事会》也成为了我们互相分享的一个事物。

那时我们最爱看的是《故事会》尾页的幽默笑话,许多笑话甚至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除了幽默笑话,这本刊物还记载着各种故事。但《故事会》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那些或唯美,或脍炙人口的故事,而是一些小广告。

那时国家对于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如现在那么强烈,各种奇怪的广告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书本、杂志中,哪怕是当时渗透进每个人生活中的《故事会》也不能免俗。

在《故事会》的开篇,就会有各色桃色图片,甚至一些少儿不宜的故事,且那些故事没有丝毫掩饰的放在杂志中。

我们最喜欢的幽默笑话,也一定是位于几张大大的暴露照片之间,每次看幽默笑话时,总有一种在看不良读物的感觉,大人们路过身边,也会吓得我们立刻藏起来。

这些不适合学生、儿童的内容在网络发达之后也不断传播,使得许多自制力不良的青少年遭受困扰,但随着国家大力打击,这些不良内容便不再被允许光明正大的出现。

那时《故事会》的主办方大概没有想过这些不良内容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只是考虑着自身的利益。 除了一些大尺度的暴露图片,那上面的小广告也极为低俗。原本那本杂志的受众就是不分群体的,那些小广告扭曲了不少青少年的三观。

在没有手机网络,没有众多 娱乐 项目的时代,《故事会》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却也对孩子思想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故事会》更像是一种纸上“暗网”。

那时年幼的我们,世界观没有成熟起来,我们还不知道那些内容会对我们产生不良影响,但我们翻开《故事会》却是会下意识略过那些内容,转而在里面寻找我们喜欢的唯美故事与民间趣闻。

尽管一本杂志中抛开那些我们不敢看的不良内容外,只有寥寥几个幽默笑话和一两篇我们感兴趣的故事,占据的篇幅短短几页,我们依然在那里面寻找着童年时期的幸福与满足,乐此不疲。

不再纯粹的快乐

原本《故事会》是双月刊杂志,随着读者的增加,它又改成了月刊杂志。时至今日,《故事会》依然存在,手机与网络不断发展,《故事会》也不断与时俱进,开创了网上杂志,在网络上就可以进行下载。

但《故事会》却不再拥有那么多的读者,许多人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本丰富了我们童年生活的杂志。即使我们在网上看《故事会》,我们也找不到当时那种快乐的感觉了,这是一个让人遗憾的发现。

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的我们拥有的太少,我们除了上学、帮父母干活之外,仿佛就没有别的 娱乐 活动。附近孩子多我们还能和小伙伴一起玩耍,但形单影只的时候,就只有《故事会》陪伴我们。

孩子的快乐总是简单又容易满足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幽默笑话,就能够让我们在房间中开心许久,那些恐怖故事哪怕让自己夜晚不敢入眠也依然深深吸引我们。可是长大之后的我们拥有的事物越来越多,网络发达、物欲横流的 社会 中,我们的快乐也变得不再纯粹。

小时候借到一本《故事会》就仿佛拥有全世界,开心写在脸上挡也挡不住,现在即使拥有全世界仿佛也不能发自内心的开心。 《故事会》也在变化,从月刊变成了半月刊,广告不再是大尺度的让人害羞的图片,也不再有奇怪的药品的广告,但故事也不再那么吸引我们的目光。

对于八零后和九零后来说,《故事会》已经是二十余年前的记忆,它深埋在我们的脑海中,如今它似乎不再成为谁生活中鲜艳的色彩。除了《故事会》之外,我们的童年中还有不少记忆,我们在田间抓青蛙,抓蛐蛐儿,在老旧的建筑里和孩子们一起捉迷藏。

如今想来,那时的记忆是最纯粹干净的记忆,也是最开心的记忆。

令人堪忧的未来

可是现在的孩子们记忆开始变得单调。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是充斥着各色视频与 游戏 的童年,与小伙伴相约出门玩,甚至也只是相约一起玩网络 游戏 。

他们不再体会到我们童年时期的那种乡野间的快乐。我们年幼时,多数家庭中条件并不算好,所以放学后一袋小小的辣条就可以让我们一晚上睡得香甜。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孩子们却不容易满足了,名牌鞋子、 游戏 皮肤,仿佛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感到满足。

这样的现象是恐怖的。我们每一代人到了年老之后,都能够回忆起过去的幸福时光,等我们年迈,我们可以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以前的趣事。甚至我们的父母以及爷爷奶奶,他们那么贫苦的童年生活中,发苦的野菜也能给他们带来美好的回忆。

可以后的孩子,等到他们年老之后,他们该回忆什么?在他们的脑海中,能记起来的,是各色的网络 游戏 ,是网络上各种不堪入目的扭曲三观的评论,是各种补习班与题库。

可是他们的回忆中,能否拥有快乐,却值得我们深思。

每个孩子都该是未来的希望,我们不求将每个孩子变成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但至少每个孩子都要成为身体 健康 、思想 健康 的孩子。网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网络并不是万能的网络,许多不依靠网络的活动给我们带来的收益反而是无穷的。

二十年前的《故事会》如今成为我们的记忆,希望二十年后,会有别的代替《故事会》的东西,成为零零后的记忆。希望每个人的童年都不至于单调,都绘声绘色。

进入暗网会被判多久

1、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2、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3、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6、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7、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8、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及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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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山西村民神秘暴富,警方怀疑,专家看到木炭失望:来晚了

在山西侯马市,常年流传着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谚语, 虽然这句谚语,在如今看来极富戏剧性,可在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侯马市的前身,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那里幅员辽阔,有平原也有盆地,汾河与浍河常年滋润着那片广袤的土地,可你知道吗?

在这座拥有着上千年 历史 的小城里,却埋葬着战国时期, 长达13个时代的墓葬群,且不说有达官显贵和富家千金的墓葬,就连晋国历届君主的墓,都不在少数。

如此说来,侯马市常年流传的那句“盗墓致富”的谚语,也并非空穴来风, 那些一穷二白的农民,神不知鬼不觉地一夜暴富,似乎也有章可循,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摆脱贫困,进而引起警方高度怀疑的?

而后又在一系列的侦查案件中,牵扯出怎样匪夷所思的故事?如下分解。

侯林山便是这样一位,在 历史 的机遇之下, 通过盗掘和贩卖国家文物,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地胶鞋厂工人, 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候百万”。

在暴富之后又做了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勾当,以至于让警方,不得不将其捉拿归案?

那是80年代初期, 侯林山高中辍学,便去当地的一所胶鞋厂上班,生性顽劣的他 ,从没有停止过惹是生非,在当工人的那几年间,他时常因为赌博和鸡鸣狗盗之事, 被移送警察局,而吃惯了“拘留”餐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自己屡犯法规,而停止“作妖”。

这不,好好的工作不做,非要跑去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买卖,在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里, 侯林山时常接触一些外地人,他们大都以收铜钱为理由,长期盘踞在侯马市的旅馆里。

久而久之,侯林山也在那群人的影响下,开始学着他们“做买卖”,可越是了解得深刻,侯林山越发觉得他们的目的并没有收铜钱那么简单,因为在侯马市当地,老百姓的家里随处可见古代的铜钱,毫不夸张地说,就连家里的猫儿狗儿,吃饭用的盏子,都有可能是地里挖出的陶器,可那群人究竟打着收铜钱的幌子,干些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呢? 原来他们是一群走私文物的“盗墓贼”。

说起搞文物,对侯林山来说,当真有些歪打正着了,因为侯林山的母亲是古玩世家出身,侯林山自小也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只是还没有机会亲自操刀,眼下有一群人正堂而皇之地拉拢他下水,并承诺会有丰厚的报酬,这便让侯林山那颗不安分的心,渐渐开始躁动起来。

时至1983年,侯林山在贩卖文物界“小试牛刀”,便轻松赚到了上万元大钞 ,在饱尝暴利带来的快感之时,侯林山也开始运筹帷幄,着手准备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作战”团队。

那时一个胶鞋厂的工人,一夜之间当上了万元户,在村子里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再加上村子里以人传人的速度比较快,还没等候林山主动出面拉人下水 ,就有许多人信誓旦旦地找上门去,想要“拜师入行”。

郭秉霖便是侯林山诸多“弟子”当中,主动找上门的那一个。

可这种以利聚集在一起的人,当真能够相互扶持,携手共进吗?并不能,这不还没干满两年,郭秉霖便与侯林山因分赃不均,心生间隙,随即便带着一队人马,脱离了侯林山。

可一支独大的侯林山,并没有因为旁系的离开,就一蹶不起,相反, 为了阻止郭秉霖哄抢自己的“市场”,侯林山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开山辟地”。

从1989年到1994年,侯林山的团伙先后前往曲沃、夏县等地,盗掘了7处 历史 文化遗迹,并用火药炸毁了5处古墓,还贩卖了稀世文物31件。

就连受到国家明文条例保护的淄博战国古墓群,也惨遭侯林山的毒手,由此可见此人猖狂至极。

据悉,侯林山等人从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当中 ,一共挖掘了14件青铜器和2件珍贵文物,并从中获利70多万元,加上在侯马市倒卖的31件文物, 侯林山一次性就获利上百万元,并由此得到了“侯百万”的称号。

常言道:“富不住大屋,穷不行远路”,可侯百万似乎对这种隐藏锋芒的处世之道,并不认同。

他不仅利用日益增长的“江湖地位”招兵买马,还赤裸裸地将盗墓组织,发展成了地地道道的武装割据势力 ,与此同时,还伴有各种纸醉金迷地生活。那么侯百万具体有哪些奢靡的表现呢?

首先,在得到大量现金之后,侯百万为自己购置了一套装修精良的大别墅,然后又为自己添置了3辆,挂着官方牌照的桑塔纳轿车,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实体经济产业,从 娱乐 一直横跨到教育,凡是能赚钱的项目,几乎都被侯百万涉足个遍。

据统计,从倒卖文物,到实体经济盈利,再到非法所得,侯百万的资产已累计到了183万元人民币。

要知道那可是90年代初的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最多也不过百十块钱,而侯百万就已经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商业帝国”里,当起了土皇帝。

用侯百万自己的话说 :“我只要在大街上随便冲一个漂亮女生招手,她就会主动送上门来”。

尽管这种话听着十分刺耳,可在那个年代的侯马市,却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条深不见底的走私暗网, 能辅助许多走私文物的行家,将贩卖文物的魔爪,伸向香港乃至新加坡。

可话到此处,定会有人不解,为何那些见不得光的盗墓组织,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集结成团,并形成武装力量,横行在山西的各个村头?原因有三。

其一,盗墓行为,繁琐且复杂,单独行动的人,难以在盗墓圈生存。

单凭勘察地形,到锁定目标,再到精准发掘,都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单独完成的事,坦白点说,没有三五个人以上的组织,都不能称之为“盗墓”。

再加上没有精良的装备,和专业的防护知识,恐怕在挖土的过程中,不是就累趴了一片,就是过量摄入了有害气体,而中毒身亡。

其二,盗墓行为,需要八面玲珑的专业人士打通暗网经济。

在专业的盗墓组织当中,有精通行规的,有熟知风水的,有精通墓葬史的,还有有权有势的,他们要么能够精准地锁定墓葬位置,要么能为盗来的文物,打通海内外的买路,要么能为文物,在私自交易的过程中,扫除一切障碍。

他们之所以要有组织有纪律地聚集在一起, 完全是因为盗墓这种行当,脱离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随意发掘成功或产生利益。

其三,盗墓行为,挑战国家法律。

见不得光的勾当,自然要形成“自我保护”的意识,但光有团体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武装起来的组织,就如同一颗易碎的鸡蛋,一旦遇到比自己更加强硬的组织,那么随时都可能面临被瓦解的风险。

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将自己武装起来。可他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武器装备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靠走私得来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军工厂都属于国营企业,普通人是无法在国内得到军火供给的,因此他们便将目光, 锁定在暗网交易渠道上,那里黑暗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他们所走私的物品,也超出了一般人认知范围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那个治安环境相对落后,信息网络较为闭塞的年代。一些势力雄厚的地方组织,都能凭借自己强大的关系网,笼络到先进的盗墓装备和枪支。

毫不夸张地说,在90年代的侯马市,仅凭“候郭”两家的势力,就足以与当地警署正面火拼 。

正当侯百万,盛气凌人地横行在侯马市的大街小巷之时, 殊不知一场酝酿多时的抓捕行动,正悄然埋伏在他的周围。

那是1994年9月6日,临汾公安在提前摸清了侯百万的行程之后,便潜伏在其回城的必经路口,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可不知怎的,干警们一直蹲守到快中午,连侯百万的魂都没看见。

是作战计划暴露?还是侯百万为人谨慎,释放了虚假出行信号?后者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侯百万压根没有选择从大运路返回太原,而是绕道返回了侯马市,在得到此番消息之后, 侯马市的干警陈占山,火速出谋划策,用引蛇出洞这一招,将侯林山吸引至路西看守所。

可侯林山为人如此谨慎,又为何愿意冒险前往看守所呢?因为那里关押着他昔日的保镖孙亚林,那是他做梦都想解决掉的人,如今孙亚林已经被其想方设法丢进了监狱, 侯林山自然想亲自出面,争取为孙亚林谋个“死刑”。

自从侯林山踏进看守所的那一刻起,属于他的猖狂时代便就此落幕。而在此之前他从未想到,向来善于送他人入狱的狠角,如今却将自己亲手送进了警局。

有道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更何况都是同吃一碗饭的人,你掀了别人的桌子,最终自己也落到没得吃。

据侯林山交代,他 在侯马市本地盗掘了大大小小近14座古墓,其中还有晋国侯墓,虽然侯林山已经忘记了那些文物到底出自几号坑 ,也无法确定,贩卖的文物,是否是源自晋国时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所盗掘过的古墓,大都被一些小规模的盗墓团体,接连扫荡过数遍。

尽管警方对于晋国候墓是否具备抢救的可能性保持怀疑,可当他们将这则消息传到考古学家那里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晋国候墓的存在,是每一位考古学家,都梦寐以求想要证实的宝藏。

当时在侯马市,进行抢救性行发掘的邹教授,在听闻此事之后,便第一时间按照警方的提示,寻找晋侯墓, 最后还是在他们标记的8号坑里,找到了晋国候第八代君主晋侯苏的墓坑,考古学家们惊喜至极,他们憧憬着有一天能够通过发掘晋国古墓, 能将晋国的 历史 重新溯源。

可当他们看见墓口散落在泥土里的木炭之时,心顿时凉了半截, 于此,只能痛心疾首地感叹道:“还是来晚了”。

没错是妥妥地来晚了,因为这座古墓,早在1992年8月,就被侯林山和郭秉霖那帮人扫荡一空,如今事发两年,还 有不少村民和小孩,拿着锄头对着墓坑刨个没完,且不说改写晋国 历史 ,怕是连墓室都不复存在。

就在考古学家,深恶痛绝地打扫着破败不堪的晋候苏墓时,却在一处不起眼的土堆里,打扫出了, 两个小型的青铜编钟,那两个编钟完整且精致, 表面上还有刻一些深浅不一的铭文,与以往出图的拓印铭文不同的是,这对我钟的上的铭文倒显得极为随意,好似随手雕刻上的那般。

可“编钟”之所以是编钟,是因为它大都是成套出现的,除了音色各不相同之外,连大小也不统一,如今只剩下这么两个不起眼的我钟,便不难猜测,那些成套的大编钟,或许早已落入他人之手,或者被炸成碎片,再或者已经流向海外。

可就在考古学家们为那些丢失的青铜编钟,而感到落寞之时, 香港考古学家张光裕教授,忽然向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传来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香港坊间最近有一批青铜器要交易,其中有十四个青铜编钟”,马承源先生听罢,便开始着手搜寻资料,并试图在国内出土过的所有编钟当中,寻找相似的残余。

原本马承源老先生对这14件青铜编钟并不抱多少期望 ,因为市面上流通的完整编钟较少,且大多都是赝品,可当其看过香港方面传来的照片之时,又顿时陷入了沉思, 因为这组青铜编钟,与以往在湖北的出土的16件编钟,都不相同。

它没有刻板的浇筑工艺,也没有统一的铸造材质,就连外表上那粗犷的铭文,都好像是用刀子雕刻上去的,因此这套编钟在流落到香港坊间之时, 一直没有买家敢下手,甚至连一些古玩专家都直言:“再也没有比这套编钟更假的赝品了”。

可马承源老先生却不以为然,他为了摸清楚这套编钟的实际情况,便悄然无声地前往香港,并找到了存有那套编钟的坊间卖家。

当他用手轻轻地摩挲着编钟上的铜锈之时,内心顿时五味杂陈起来, 因为他的内心已经认定,这就是一套货真价实的晋国编钟,就目前的工艺和铭文上来看,他甚至要比晋国存在的时间还要靠前。

出于对文物的保护,马承源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向店家透露有关编钟的任何实情, 只是简单地探寻过价格之后,便与香港中文大学考古系教授张光裕先生,商量着悄悄买下这批编钟,并带回上海博物院做仔细地研究。

同行得知马承源老先生如此疯狂地行为,都认为他精神失常了。 毕竟用单价6万块的价格,购买十四个仿制的赝品,着实有伤马老“青铜泰斗”的称号, 于是众人在匪夷所思的同时,也悄悄搬起了“小板凳”,并坐等着看马老先生的笑话。

待这批编钟运到上海博物院之后, 马承源老先生和一众考古学家,仔细剥离了编钟上的铜锈,并清晰地拓印出了编钟上所刻下的铭文, 可不看则以,一看便欲罢不能,没想到这幅笔迹拙劣的铭文,竟然描写着晋候苏得此编钟的来龙去脉。

可当考古学家们拓印到最后一片铭文之时,却发现这铭文不偏不倚,正好缺少一句结尾。莫不是这套编钟还有何遗漏之处?

为此,马承源老先生随即便联系了山西博物馆,并调出了关于晋侯苏的一切文物,可 这一查不要紧,直接证实了这十四个编钟,刚好与8号墓出土的两个我钟,同处一系。

原来这批编钟足足有16件,且每一件都有手工雕刻的铭文,这些编钟虽然看起来材质褒贬不一,可是排列在一起的音色,却近乎完美。

如今马承源老先生买回来的青铜编钟,已经成了上海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而那两件编钟“小弟”,也成了山西博物院的镇店之宝。

论地位,这批青铜编钟,已经被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论价值,也早已超出了常人可估量的范围。

而那些嘲讽过马承源先生,并且坐等着看笑话的人,非但没能如愿,还学会了自我反省。

随着 科技 的不断发展,盗墓团伙虽然没了往日,招摇过市的土匪形象,但他们的作案手段和效率,却大大提升了不少。首先体现在盗墓“智能化”,他们不仅配备了红外线夜视仪、金属探测器、高能望远镜,和三维立体成像,还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员。

其次是盗墓 “集团化”,他们大都牵涉到各行各业的精英阶层, 从资金链的供给,到高级设备的采购,再到雇佣盗墓贼,再到最后的销售与分赃,都已经形成了系统的产业“一条龙”服务。

难以置信吧?但这确实是现代盗墓集团的整体作案水平,然而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与日俱增的 科技 水平,只能为日益隐蔽的盗墓集团, 提供更加便捷的盗墓技术,却不能为出土文物的保护,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尽管这种对比显得极为残酷,可却是无法争辩的事实。

就好比定陵出土的600多件袍服,他们出土时质地柔软,色彩丰富,可因为没有更好地保护技术,使得这些衣服在出土之后,接连氧化,甚至出现一块块地黑斑 ,而为了清理这些黑斑,专业人员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既定的材料,从而导致文物直接出现不可逆转的皲裂,以至于到了消失殆尽的程度。

该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产生呢?不挖掘就不会有破坏,可考古人员不挖掘,也会有盗墓集团私下作案,除了商业开发和必要的城市建设,会被动地触及一些古墓之外,我国大部分的古墓,都是在盗墓贼的破坏下,抢救性发掘的。

近20年来,我国至少有20万座古墓惨遭黑手,而那些承载着我国 历史 文化的宝藏,却在那些盗墓贼的手中,成了“弯道超车”的致富手段。

所谓文物,乃是人类 社会 发展的见证,是国家和民族 历史 文化的缔造者,它们没有生命,也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归宿,可它们却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又怎能为了一夜暴富,效仿“八国联军”,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肆意破坏和暗度陈仓?又怎能为了一时贪欲,不惜盗掘先人古墓 ?

有道是:“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做人不能忘记先人教训,也不能在先人奋斗过的土地上,为非作歹,否则那些将黑手伸进他人坟墓的人,终有一天也会“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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